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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从一起交通肇事案谈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来源: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 发布时间:2019年04月10日

从一起交通肇事案谈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一、案情介绍


2010年4月在贵州某地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案,一辆轿车与一辆三轮车相撞,造成两车损毁,三轮车上一死三伤,轿车上一伤的严重后果,轿车驾驶员负全责。


轿车上坐有邓某、李某、代某三人,邓某、李某坐前排,代某坐后排。邓某、李某、代某系相互间朋友关系。轿车系邓某所在单位所有,为单气囊设置(只有驾驶位置装有气囊),事故发生后,邓某头部受伤,前挡风玻璃受损,气囊已弹出。


事故发生时,邓某和李某谁坐驾驶位置(谁是肇事司机)?无法确定。


交警赶到现场时,车上所有人已下车,邓某在现场,其余人员不知去向,无人承认是自己开的车,交警只能靠相关证据来判定谁是肇事司机,有两种说法:


邓某陈述:是李某开的车,我坐在副驾驶,事故发生后,李某想到是我单位的车,想逃脱责任,让我顶着,当时我喝了酒,没想什么,于是我和李某在车里调换了位置,我从副驾驶位置换到了驾驶位置,并从驾驶位置下了车,李某从驾驶位置换到副驾驶位置,并从车的右边下了车。想到后果的严重性,我不能为李某顶。


李某陈述:车是邓某开的。


代某(轿车上唯一的第三人)陈述:当时我喝酒了,不清楚是谁开的车。


田某(三轮车司机)陈述:当时我被撞昏了,不知道轿车是谁开的。


交警部门遇到了难题:邓某和李某必有一个是肇事司机,究竟谁是?两个都拘留,必有一个是错拘;两个都不拘留,无法向受害人与社会交代;只拘留一个,拘留谁?


侦查机关最后将邓某以交通肇事罪予以拘留,并提请逮捕,经一审判决,邓某构成交通肇事罪,邓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


二、问题的提出


1、法院判决邓某构成交通肇事罪,是否证据充足?


2、本案要证明的关键事实是什么(案件焦点)?


三、问题的探讨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该条明确规定了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用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同时采用“疑罪从无”的原则。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基本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理论上,只有罪犯漏网,不太可能非罪犯入狱。但现实中确恰恰相反。冤假错案频繁发生,特别是重大死刑案件尤为突出。就其原因,除了司法体制本身外,主要还是一个认知问题。即怎样才能有一个统一的证明标准,让所有审判人员有一个统一的认知标准。


首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是一句口号,“清楚的事实”是要通过“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的。所谓证据确实,主要有三个方面:


1、客观性。证据的客观性即真实性,这里的“真实”是法律上的真实,真实本身也是靠一些列的证据来支撑的,不是绝对的真实。过分相信“真实”反而会导致不客观。比如鉴定结论、生效的法律文书等,如果过分强调和相信此类证据的“真实性”,丝毫不加审查,必然导致案件出问题。尤其是鉴定结论,对认定案件至关重要,在强奸、杀人犯罪案件中应用价值极高,如果鉴定结论自身出现了差错,那么依据“真实”的证据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案例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证据,然而仔细琢磨一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本身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就连事故发生后人员伤亡情况都没写清楚,对肇事司机的认定本身就没有证据等。


2、关联性。案例中,一审判决列出了大量的只能证明案件存在的证据作为认定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比如现场勘查笔录、住院证明、死亡证明等。这些证据材料再多,对证明邓某是否构成犯罪毫无用处。


只有与案件事实存在关联性的查证属实的证据材料,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的关联性,首先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案例中将公安机关收集的有关破案(侦查)的线索,如事故发生时间、现场情况、人员伤亡情况、医院证明、死亡证明等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的情况,其实这些证据针对谁是肇事司机根本不具备证明力。严格来讲,有关破案(侦查)线索,只是公安机关破案(侦查)的依据,并不都能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与案件事实并不一定都有关联。另外,这种关联应当是客观存在的,而不能是办案人员的主观臆想和揣测。比如案例中,公诉人员一再强调邓某和李某“不可能”交换位置,这完全是主观臆断。


3、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既要是证据内容的合法,也包括程序的合法,如证据来源,形成过程等。


案例中,一审判决就采用了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几份关键的证人证言均系侦查机关在法定取证地点之外取得的,六机关规定对证人的取证地点有着明确的规定。证据的真实性应当靠证据的合法性来保障。证据的“合法性”也应当有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证据本身并不当然具有合法性,证据也不能因提取、收集者身份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合法性,不能因为是公、检、法机关提取就当然是真实的、合法的、可靠的,可以直接作为定案的根据,是被告人或者律师提供、收集的就怀疑它的真实性、合法性,简单予以否定。在无法确认证据合法性的情况下,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该证据与其他证据的所谓“相互印证”也就无从谈起。案例中的一审判决,法院完全忽略了辩方提供的证据,对控方提供的证据盲目的采用,扭曲了审判职能。


其次,正确理解证据的充分性。


对案件证据的“充分性”的理解和认定,是影响案件质量的最主要的因素。证据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而案件事实并不都与认定被告人有罪有关,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也并不都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在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充分时,不能以证明案件其他事实的证据充分来代替“全案”证据充分。作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充分性”程度,应当根据证明对象即待证事实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认定犯罪案件系由在案被告人所为的证据“充分”的基本要求应当是有能够得到印证的、能够单独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根据充分的证据得出的被告人有罪的结论应当排除其他可能性,应当排除其他合理怀疑。在一个证据或一组证据或者全案证据既能证明可能是被告人犯了罪,又可能作出其他可能无罪的解释时,不能认定被告人犯罪。


回到案例中,笔者认为,一审判决至少存在下列问题,不能达到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第一、采用了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


几份关键的证人证言均系侦查机关在法定取证地点之外取得的,依法不应采信。一审判决中反而写到:“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均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


第二、采用了具有利害关系且无其他证据印证的证人证言。


证人李某与被告人邓某在本案中存在非此即彼的利害关系,二者相互指认对方为肇事车辆的驾驶人,李某的证言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而且一审判决将李某的证言作为最为关键的证据。


第三、采用了相互矛盾的证据。


证人张某与证人李某的证言存在明显矛盾,作为同在一辆车上的两名证人,一说见到了肇事车辆上三人的下车位置,一说见到时三人已经下车;其余几名证人针对倒车的情形作了完全不一致的说法。


第四、引用证据内容时未能做到全面性与客观性。


比如证人代某的证言,证人代某一再强调其看见的是在他醒来后,被告人邓某与李某没有交换位置,并不是说一直就没有交换位置,代某的证言与邓某的供述是一致的,与事故发生时是谁开的车没有任何关联。


被告人邓某共有6次供述,仅有一次说是自己开的车,其余5次都说是李某开的车。一审判决仅仅引用了唯一的一次有罪供述。


第五、未充分重视辩方证据。


辩方为了证明被告人邓某无罪的事实,出示了大量证据,控方仅对其中一份证据的来源提出了异议,但一审判决认定控方对所有的证据来源都有异议,完全扭曲庭审的情形,并一笔带过,对为什么来源不合法没有任何说明。就说出庭检察员有异议,法院予以确认,要是检察院说什么就是什么,还要法院干什么。


2、推理错误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邓某系肇事车辆的驾驶人的依据为:


(1)同车人李某看见是被告人邓某开的车。(注:非此即彼的严重利害关系证人)


(2)坐在后排的代某“醒来”看见邓某坐在驾驶位置。(注:醒来之前交换位置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3)旁人刘某、王某、袁某三名证人证言证实:看见被告人邓某在倒车。(注:倒车是事故发生后一段时间发生的事,三名证人说的也是真实的,但这与事故发生时是谁开的车有何关系?)


(4)旁人王某看见被告人邓某从驾驶位置下车。(注:这与被告人邓某供述完全一致,因为交换位置后,邓某从副驾驶换到驾驶位置,当然从驾驶位置下车,这能证明什么?)


通过上述分析,案例中是没有一项证据能证明是被告人邓某开车的,所以不能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本案中,要证明被告人邓某开的车,起码具备:1、除了李某外还有人看见事故发生当时确是邓某在开车;2、有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后邓某与李某没有交换位置或不可能交换位置;3、有安全气囊、门手、档键、方向盘等操作键上留下的指纹鉴定或其他同一性认定。


如果这些证据都没有,仅凭看见“倒车”和“下车的位置”是不足以证明被告人犯罪的,因为案中的证据并不能排除邓某与李某在事故发生后交换位置的可能性,达不到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群众律师事务所  韩平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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